与西夏那段显得有些孤立、可怜的历史相比，五代十国中的某些王朝，虽然领土并不宽广、寿命也异常短暂，却奇迹般地留下了完整的专史记载。这一反差，不免让人觉得历史对西夏极不公平。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种缺憾，自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起，不少学者开始翻阅前代文献，试图拾遗补阙，努力为那几百年来几乎湮没的西夏历史寻得一丝喘息的空间。然而，当他们真正去梳理散落在各种典籍中的西夏关键资料时，却发现这些珍贵的史料少得几乎令人绝望。
1804年，清代著名考据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城的清应寺里，拨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壁垒，拆封前人封存的碑文，意外发现了那块赫赫有名的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《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》。经过仔细比对，他确认碑阴的书体属于西夏国书。这一发现极具象征意义：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明之际逐渐衰落，西夏文字因无人再能读写而成为死文字，而此刻，它们经过数百年的沉寂，终于首次被现代学者重新识别和解读。 正是从这一刻起，中国学界才真正揭开了探索西夏历史资料的序幕。1907年3月17日，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，完成了对中国西藏、新疆等地三次艰辛的考察后，准备踏上第四次远征。他不仅得到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太子阿列克塞的亲自召见，还收到了沙皇慷慨赠予的三万卢布，以及步枪、左轮手枪和充足的子弹作为远征装备。据当地民间流传，黑水城的一座古老佛塔内封存着巨量宝藏与文物。科兹洛夫带着浓厚的贪欲踏上了寻宝之旅。1908年4月1日至4月13日，他在黑水城停留了整整十三天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他的探察与发掘几乎完全不遵循现代考古学的规范，对于所发掘的文物几乎没有作系统的记录。 最终，科兹洛夫及其团队将他们搜集的佛像、法器、古籍、簿册、钱币、首饰等珍贵物品装进十个大箱，总重约160公斤，然后通过蒙古的邮驿系统，经库伦（今乌兰巴托）运回彼得堡。这一行为不仅让西夏的文物与历史资料远离故土，也为后世学者留下了难以追回的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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